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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一直称呼沈玲（曾用名沈稚梅）为“七姐”，我们是同街且同姓的姐弟。她出生于1936年，比我大整整八岁，经历的风雨坎坷远比我多得多。七姐的父亲沈敬恒，曾是民国时期贵县中学的教师兼校长，积极参与创办贵县达开初级中学，解放初期因病去世，留下了家中沉重的回忆。
沈玲的母亲名叫黄懿，我称她为“十二娘”。1953年，我随母亲从衡阳回到贵县，落脚在县东街十三巷。当时，十二娘与我家仅隔一墙之隔，房屋后面又相通，我们甚至共用一个厕所。十二娘靠种菜为生，孤身一人抚养孩子，艰难度日。不幸的是，她的孩子后来在东湖意外溺亡。1960年县政府进行拆迁扩建，十三巷的房子被拆除，十二娘与我家再次搬迁，一起住进了大南门的五属会馆二楼，邻里关系非常亲密。
展开剩余84%十二娘一共生养了九个孩子，其中六个健康长大。比七姐年长的有大哥沈毅、二姐惠梅、三姐沁梅、四姐思梅（而后五姐傲梅和六弟亚冬早夭）。比七姐小的有八姐筱梅，最小的沈小明在1950年代不幸溺亡于贵县东湖。如今，六个成年的兄妹中，七姐是唯一健在的老人，已年逾八十六。
1951年，年仅十五岁的七姐在广西北流县参军。为了能够入伍，她谎报年龄为十七岁，才顺利通过审核。她为何会在北流参军？这是因为她大哥沈毅当时属于南下工作队，调任北流县政府财务部门工作。七姐随兄来到北流，正赶上招兵，便踊跃报名参军。
在部队期间，七姐历任卫生员、野战医院文书和财务等职务，在那个特殊的革命熔炉中锤炼了坚强的意志。1956年，她从部队转业回到地方，先后在百色地区工作。
同年，她与苏确亮结为夫妻。姐夫苏确亮生于1935年，比七姐大一岁，来自广西龙州县，是壮族人。1951年即投身革命工作，曾是广西公安干部学校第二期学员和土地改革工作队成员。他先后在百色、乐业县政府工作，最长时间在银行系统担任党政领导职务。
婚后不久，1957年，他们的长子苏喆（乳名廖莎）出生。同年，七姐被派往广西凌乐县工作（后划分为凌云和乐业两县）。因地方管理不规范，军转干部常被排挤，七姐曾一度被下放乡镇。但在军管会干部的支持下，她才得以留用，被安排进县商业局。
商业局工作需要频繁下乡，对刚为人母的七姐而言是极大挑战。随后她调任水电局出纳，再转财政局会计，兼管财税工作，这成了她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。从此，七姐与财税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凌云乐业期间，她陆续生下二女儿和一对龙凤胎，事业家庭双丰收。
1950年代至1970年代，七姐因转业工作在外地，偶尔回贵县、平南探望母亲和亲人。1960年我学医后下乡插队十年，难得与她相遇。1980年我调往玉林地区，退休后移居广州，见面机会更少，但通过亲友依然了解她的近况。
1982年，七姐从乐业县调回贵县。初时，因来自百色地区，她遭遇了一些人的偏见。贵县税务局不愿接纳她，甚至有人想把她安排到鱼种场当会计。七姐当即据理力争，和领导“顶嘴”，最终被安排到财政局。
刚到财政局时，她几乎被冷落，没有具体工作。后来，一名分管财税的会计意外去世，没人能接替。多次尝试均未果，七姐主动承担重任，不久便准确无误地整理出会计报表，令领导刮目相看。此后，她在财政局声望逐渐提升，与年轻同事（其中有我当年反帝学校的学生杨军、罗宗良等）广泛交流，直到退休。
七姐与姐夫感情深厚，共度银婚、金婚。退休后，两人仍活跃于老年大学，认真学习诗词和唱歌。即使年过八旬，七姐仍坚持每周两个上午准时上课，风雨无阻，保持着军人的严谨作风。
近年来，政策规定80岁以上老年大学学员需审批入学，七姐作为最年长学员，多次拜访廖毅民校长，获得批准。廖校长曾在百色地区任职，与七姐多年交情，现任贵港校长，时常邀请她聚会叙旧。
在培养子女孙辈方面，七姐成绩斐然。大儿子廖莎退而不休，在贵港开设乒乓球训练基地，培养青少年运动员，倡导健康生活。几位孙辈均完成研究生学业，有的成为海归，活跃在上海、广州、珠海和贵港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
近年我因参加老知青活动及搬迁事宜，往返贵港次数增多，终于与七姐重逢，倍感欣慰。
本文略述七姐平凡却传奇的精彩人生，衷心祝愿她与姐夫健康长寿，晚年更加灿烂；祝福她全家幸福安康，吉祥如意。感谢阅读，欢迎留言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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